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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和新风格之间|傅斯年之死70周年祭

傅斯年出生于19世纪末。像他同时代的人一样，他正处于从意识形态到社会生活的巨大转变时期。在中国传统和现代文化之间做什么是他们共同思考的话题。傅斯年认为，“恢复国家固有的道德是绝对必要的。但要清理传统的瑕疵，这是毋庸置疑的。”他试图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山东聊城人，出生于孟真。历史学家。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始人。

要理解一个思想家对思想的选择，不仅可以看他的文字，还可以看他如何处理身边的日常生活，而后者往往检验他的言行是否一致，能否更好地反映他的真实选择。在傅斯年逝世70周年之际，本文从他的日常生活中回忆起他是如何孝顺的，他如何从生活到思想上信任他的妻子，以及他是如何坚持统治意识的。

撰文叶胜舟

与母：卖书葬母

傅斯年九岁失去父亲，弟弟傅斯言只有七个月大。他由祖父傅干和母亲李夫人抚养长大，他的亲戚和长辈支持他的教育。改变他命运的恩人之一是他父亲傅旭权的学生侯雪芳，他把他从相对封闭的山东聊城带走，去了当时比较开放的天津上中学。

家里没落了，下雨天屋顶漏水。牧夫“把婴儿抱在怀里，头上顶着一把伞”。傅斯年曾自称是“中产阶级无产阶级家庭”；“穷人家，出身士族，深知活人之苦，因为他们极其贫穷。”。

《傅斯年全集》(全七卷)，欧阳盛喆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

傅斯年“大概是在他还没成年的时候随母姓”，所以他在很多书里的名字都是“李咏”。他在外面，妻子于达回忆他在家是“服母以孝”，秘书连俊回忆他也是“孝”。留学七年，突然回国，理由是“全是因为我妈的一个道德弱点”。我担心“如果我不回来，我妈妈可能会死”。

《傅斯年遗札》，王凡森、潘光哲、吴正尚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月。

傅的母爱是吃脂肪的，但是她胖，血压高，不应该多吃。于大为担心婆婆的健康。她不敢多给，多次惹怒婆婆。“太太生气了，孟真跪不起。”他委婉地劝老太太平复怒气，然后私下安慰她：“你以后可以给你妈胖一点。你要知道，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控制情绪比避免饮食更重要。”“我不怪你，我只是想让老人开心孝顺，想着妈妈，关心哥哥们。”。

如果读者认为傅斯年盲目服从他的母亲，那他们就错了。他对妻子也很体贴，就是什么都担心。偶尔婆媳关系紧张。他夹在两个最重要的女人中间，和很多男人一样，一个比一个大。

中日即将大战，硝烟弥漫，危险重重。1935年12月2日，中央研究院院长丁文江从南京到湖南，设计了粤汉铁路，考察了铁路沿线的煤炭资源，考察了即将南下的清华大学校址。12月7日，在湖南谭家山煤矿，我坚持要下到170米深的洞底。山洞里非常热，地面很冷。跑了好多天累了，感冒了。8号住在粤汉铁路珠绍段的路局宾馆。洗完澡想早点睡觉出汗。我关上门窗去烧壁炉，煤气被倒进房间。不幸的是，我中毒了，治疗推迟了。

作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赶赴长沙组织营救他的朋友和上级。他判断自己很匆忙，心情极度悲伤。12月28日给胡适写信，实属难得。而且还得打起精神，作为丁家全权代表前后奔走。即使在这样抑郁的状态下，我还是很在乎老婆。信的最后，我要求胡适料理家务，让妻子放松。仔细解释了什么原因，怎么放松：“前不久，我婆婆和媳妇都很不开心，我就很不安。有个大约会玩玩就好(比如打牌之类的)。). "这封信的署名是“献给把妻子托付给朋友的楚汉人民”。是自嘲，来自《孟子梁惠王下》。胡适又加了“傅”为署名。

我妈感冒了，吃了不好的东西，发烧拉肚子，不是什么大病。第二天早上，她发烧了，没有腹泻。但是，他不敢大意。1934年10月30日，他给丁文江和时宇研究所代理所长李记写了一封道歉信。"在这种情况下，我哥哥绝不能上路。"“如果他今天上路，那就太不厚道了。”他还在家里多呆了两天陪妈妈，同时也表明他并没有闲着，正在赶着上班。

还有一次，傅斯年出差去宁沪十天，本来打算路过济南的时候回北平停一下。结果，我还是没有下车，原因有二：时宇有公务；老母亲不在济南。

《傅斯年文集》(再版)，欧阳盛喆主编，中华书局，2017年10月。

南京失陷后，傅斯年迁至长沙。当两个侄子来看他时，傅开始非常高兴，并感谢他的下属。后来问及侄儿姥姥的下落，他们回答：“逃不掉！”傅一听，勃然大怒，当场扇了侄子几巴掌。护送两个侄子的下属，站在旁边，不好意思。

后来又派人从安徽和和县陪老母亲，然后陆路搬到汉口，再到长沙。他母亲逃跑时遭受的苦难使他感到不安。他曾心虚地说：“能平安到后方，我是幸运的，不然我凭什么对待我的祖先？”之后，牧夫搬到了重庆，在那里她相对安全，并和她的弟弟傅斯言住在一起，费用由傅斯年承担。

“孝子事亲，家尊，教养乐，病忧，丧哀。”(《孝经纪孝行章》)从重庆接回母亲后，傅斯年“仍在努力为老人提供肉食”，尽管他的情况很困难。重庆的医疗条件很差。牧夫的胆结石被误诊为胃病，耽误了她的病情。她于1941年10月去世。

傅斯年在桌子旁。

四个月后，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责备自己。如果“他在南京的时候把他老人家送去中心医院多住几天”，如果“不是我去年以来的大病”，他妈妈可能早就确诊治疗了。这种自责从未释怀。一个月后，他致信告诉罗嘉伦，“至今读过的人也有罪。”

这时，傅斯年的高血压越来越严重，眼底血管已经破裂。他们住院时，医生认为病情危急，朋友都很悲观。1941年7月7日出院后，他继续在歌乐山疗养。傅斯年也悲观地说：“这病不会好，只希望好好拖着。”孔祥熙迫不及待地想让他早点死，摆脱自己，他已经在外面打听和传播了。“我听说傅斯年病了！”因此，好胜心强的傅斯年因病参加了一半的政务会会议，证明他还活着，他要反腐败，攻漏洞。

母亲去世后，他无法照顾自己的重病。他去葬礼是为了看地和埋葬自己。他连续工作，没有测量血压。葬礼结束后，我去李庄量血压，打破所有记录。为了防止敌机轰炸和未来的破坏，牧夫被“埋在歌乐山风景绝佳的地方，做了一个混凝土棺材，非常坚固，不能移动。没有悬挂，没有公布，事后才报道。”

他缺钱，不得不卖书埋葬他的家人

1911年12月，不满16岁的傅斯年与聊城乡绅丁立臣的长女丁福翠结婚，这显然是一桩包办婚姻。傅斯年对这段婚姻不满意。早在1918年11月，他就发表文章批评家庭是“万恶之源”，鼓吹独身主义。

尽管傅斯年对顾颉刚说“没有家庭的空间”，但他对这种包办婚姻并不粗鲁。1919年秋，他留学前回到山东老家。经过两个月的“温柔乡”，他的立场明显松动软化。他还对顾说：“现在家庭观念只提倡改良，不提倡废除。”顾颉刚以此为例分析“家庭中有一种强烈的爱，教人颠倒，永不离开。”由此，笔者判断傅斯年对丁福翠有好感和怀念。

《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王凡森译，王小兵译，生活阅读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6月。

1934年夏，傅斯年与丁福翠离婚，并“通过胡适与丁文江的调解获得了处理离婚的贷款”(王凡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他出国留学时，前妻孝顺牧夫，离婚后再也没有再婚。1934年8月5日，傅斯年和于达在北平再婚，成为于大伟的妹夫和陈寅恪的表妹。

1935年4月13日，丁文江写信给胡适，告诉他傅斯年对去年的离婚感到内疚。

郁达和傅斯年。

总的来说，郁达夫给傅斯年带来了温暖和幸福，是他的“爱人”(毛子水，《傅孟真老师传略》)。“他得到了很多精神上的安慰和鼓励”是不争的事实(罗嘉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俞大仙很聪明，不自命为贵族家庭或名人姐姐，也不强烈要求傅斯年迁就她。相反，北京大学胡适与傅斯年的学生徐芳认为，郁大“非常追随傅斯年，没有得罪他”，认为“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所以“两个人相处得很好，很安全”。

胡适与傅斯年的书信比较，内容和风格迥异。胡适几乎不和江冬秀讨论复杂的人事、政治、学术、国家等重大事件，只关注生活琐事，把自己定位为“生活伴侣”。傅斯年不仅大量地与于达讨论敏感的事务、国家大事和微妙的人际关系，而且还自然地倾诉自己的烦恼。可见夫妻俩信任，默契，合拍，定位为“精神伴侣”。

陈寅恪和傅斯年不仅是姻亲，而且是同学、知心朋友和密友。1927年7月6日，陈的诗送给傅，项链上的第二条是：“今生今世，是事业，天下只有英雄。”用曹操下酒来谈“今日天下英雄，只许称王，只许说耳”的典故，我们对即将在傅斯年设立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的成就寄予厚望。

傅斯年一生的学术初心没有改变；对陈寅恪的尊重，一生未变。1937年12月至1938年4月，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人员陆续从湖南迁到云南。傅和陈住在昆明北部青云街独立巷3号宿舍楼，傅在一楼，陈在三楼。陈身体虚弱，右眼失明，左眼高度近视，行动不便。昆明经常被日本飞机轰炸。防空警报响起，其他人纷纷跑出来。然而，傅斯年摇了摇他肥胖的身体，把它摇到了三楼。他小心翼翼地扶着陈下楼，进入空地上的防空洞。

防空洞里全是水，陈寅恪拿着椅子坐在水里，等待警报解除。我曾经写过对联描述这种情况：“边听机坐，埋在地下”。“机”指日本飞机，“埋”指防空洞。傅斯年很忙，所以他不可能每次都帮陈寅恪下楼。1938年10月，时宇研究所迁至昆明郊外龙泉镇龙头村；1940年冬天，他搬到了李庄。陈寅恪没有去李庄。

20世纪20年代，(右二)、陈寅恪(左二)、张(左四)合影

但是，即使对于学术大师陈寅恪来说，在规章制度上，傅斯年也不会通融，反对陈寅恪违规拿高薪。

陈寅恪从香港初到桂林，入不敷出。中央研究院院长叶亲切帮助并直接同意朱家华院长聘请陈寅恪为历史语言研究所专职研究员，月薪在600元以外增加40元，聘书不经过院长直接寄到桂林陈寅恪。

傅斯年知道后，“六亲不认”，所以保持了规定原则，并适当考虑了救助的灵活性。1942年8月6日，他致信叶，坚持认为“对于那些受章制限制的人是没有通融的。凡事都有例外，就是有援助案例。”

声明三点：

1.“绝不承认拿全职工资的人可以在外打工”；第二，我对叶主任“忽视主任对一件事的处理”深感不满，“这是违反我院十几年来的一个优良传统”，对叶的处理方法“恐怕主任很难做到”；第三，有操作灵活性的空间。“为了弥补路费和给作品颁奖，医院不能报销。以全职工资的名义，小弟可以承认。”信的最后还附上了书院章相关条款的全文，再次强调陈寅恪“在院外工作，同时领取专职研究员工资(指陈寅恪留在桂林而不是来李庄)，与书院章大相径庭”。

傅斯年对他的顶头上司如此强势，这与他的价值取向、性格和学识有关。还有两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他的人脉和资历。他是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始人，也是中央研究院的元老。他是朋友圈里的精英聚集地。他熟悉蔡元培、胡适、朱家华、叶、陈寅恪等学术政要。

1940年蔡元培去世后，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华接任院长，并毫无悬念地邀请傅出任院长。傅工作一年多后辞职，因重度高血压接受治疗并休养。清华大学科学学院院长、西南联大科学学院院长叶接任总干事一职。所以傅敢想，敢说，敢写，敢做。他往往通情达理，霸气十足，能站在台面上，但有时也咄咄逼人。

1942年8月14日，傅斯年写了一封信，直截了当地批评陈豪。“我哥哥过去在香港的住处和他今天在广西的逗留都是‘拖’字。但是，一错不能错”；直接反对陈在桂林做全职研究员的高薪，“翔哥是个重视法规的人，企业孙提出的措施不会在这个研究所工作，所以翔哥会详细了解。本所诸君皆自命为大圣贤，如有例外，乃常态。”直白地说出自己的处理原则，“在乎人情的人，要尽力帮助同事；但是，如果是和规定有关的，就没有通融。”。

涉及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一个特殊的案子就打开了，便于实践，傅斯年这个团队的主任真是厉害。8月31日，他态度坚决，致信叶孙棋，抱怨陈寅恪虽然“自学成才，但拒绝指导他人”，但他始终尊重陈寅恪的决定，并尽力帮助，“但要求为国家保存这一读书种子”。我宁愿“有冒犯尹柯夫人的可能”。我建议给陈大幅降薪5/6，定义为“专职研究员暂按兼职研究员处理，月薪100元，临时加薪40元”。请问叶丁是否将工资提高40元。叶孙棋回信，建议将陈寅恪的月薪增加到200元。他也不同意陈的月薪为200元，理由是“在这个时候，这不是一年一度的转换似乎并不容易”，但他也作出了妥协，坚持他的月薪为150元。

陈寅恪清高孤傲。他虽然穷，但绝不会为了“五桶米”而放弃，还会寄回专职研究员的聘书和工资。回复中表达了理解：“在哥哥得到权力之前，他在两个小时内下山，把它送回来”；“朝廷里有专职章在规定，夙兄知道，有没有违反的理由？今天，我这一代不守法。谁更愿意守法？这一点正在和哥哥达成一致。”他还反驳傅指责他“全是拖油瓶”，回应说他留在香港和桂林的原因是“拖延症”，与妻子无关，全是他自己的决定。原因有二：第一，经济困难。在桂林，月薪只有8900元，每月开销2000多元。去了李庄就不能“睡得好，吃得好”。“如果回到物价较高的地方，生活水平会降低，卧床不起是利益问题。”第二，写作需要。“当生活勉强能维持极度困苦的时候，就用来想写稿子的机会。”

《陈寅恪集：书信集》(再版)，陈寅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7月。

傅斯年相信法治，坚持以规则管治机构，以规则管治医院，并非没有道理。安排陈寅恪一家逃离香港，筹集路费，对他和朱家华都是很大的帮助。1941年12月10日，傅分别致电陈寅恪、王(中央研究院总务室主任)和杭，落实陈家离港回渝事宜。叫陈打电话给杭和丁训甫(丁字)求救；请王打电话给丁迅夫，提前帮助陈离开香港。付负责处理这笔款项，并向朱家华院长报告。

陈寅恪到达桂林的第二天，就写信感谢朱家华、傅斯年等人帮助他的家人逃离死亡。“公众(朱家华第一个字)和兄弟亲友的善意和感激，不用纸和墨也可以宣布。”他还说，他到桂林后，收到中央研究院5000元；朱家华、杭送1.4万元；于大为兄弟送了一万五；否则，“亲友送的钱还没到”。根据傅斯年在旅行前的电报，他提到了他筹集的钱。“我说4000块钱是同一个人借的。”据研究员介绍，“中央研究院、中英文化协会、西南联大等相关单位集资4万元作为救他家人的过路费。”(吴，《守望：陈寅恪往事》，第188页)

《守望：陈寅恪往事》，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11月。

孔子虽然主张“礼之用，和为贵”，但也反对做“老好人”，强调“知和而无礼，不可行。”(《论语学而》)意味着和谐只是为了表面的和谐，用礼仪来控制和谐是不可行的。从这件小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品格和风采。特别是处理得当，坦诚相待，聘请陈兼职研究员，以缓解其经济压力；不超过法院印章，以免留言，保护名誉。确实是“受益人三友”(《论语季氏》)“朋友直，朋友有把握，朋友多听”。

本文省略了原文的注释。引用的史料参考(不包括古籍)如下：

陈六秋、陈、《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北京：生活阅读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陈寅恪：《陈寅恪集诗集》，北京：生活阅读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欧阳盛喆：《傅斯年全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王凡森，潘光哲，吴正尚主编。《傅斯年遗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王主编。《傅斯年印象》，上海：林雪出版社，1997。

作者|叶圣周

编辑|思仙也

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