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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评论|蚂蚁金服监管16年

马云犀利生硬的话语没有变。

公众对马云的误解从来都不缺乏。

回顾蚂蚁金服过去16年的监管，蚂蚁金服是一部活的金融发展史。如果了解的多了，会不会有不同的理解？

支付宝红利期

蚂蚁诞生于阿里巴巴集团，2004年开始。支付宝似乎解决了淘宝在交易中的信任问题。

“你要坐牢，我就去！”

这是马云2004年1月决定正式推出支付宝项目时对团队说的话。在此之前，无证企业涉足支付行业是有法律风险的。马云不是没有犹豫，但他知道，中国电商的支付问题，最终还是会有人来解决的。在马云办公室讨论支付宝为何成立时，他告诉当时在场的彭磊等人：“支付将成为未来所有互联网的基础设施”。

但马云一开始并不想把担保交易发展成支付宝，而是寻求另一家金融机构合作，金融机构付款，他只做担保。银行拒绝合作是因为赚钱太麻烦，只有少数其他第三方支付没有担保功能。所以像蚂蚁金服此后开发的很多产品，在找不到外部合作伙伴的时候，都是自己做。其实很多淘宝团队设计产品原型，都是马云压的。当时国内对第三方支付没有明确的监管，这是一个灰色地带。

2000年初，中国的支付系统作为金融基础设施，还处于发展过程中，银行金融机构是主体，支付清算系统和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完善。在万物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指出，在“金融创新不足”的金融环境下，鼓励创新是监管的必然选择。

支付宝项目启动一年后，央行在《中国金融稳定报告》首版中表示“非金融机构在支付服务市场的作用日益增强，成为支付服务市场的重要补充。”这意味着监管已经肯定了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的积极作用。

之后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部发布《支付清算组织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将所有第三方支付企业纳入监管，支付宝不再处于灰色地带。得益于监管红利，支付宝前期发展顺利，五年内成为中国最大的第三方支付机构，拥有数十亿用户。

马云当初看到的支付宝对阿里的潜在价值，在电商业务发展中也得到了印证。单单在与eBay的生死竞争中，支付宝就是阿里制胜的一大利器。如果监管从一开始就不允许支付宝，那么今天就没有蚂蚁金服，甚至阿里巴巴的核心电商业务也会受到支付系统不完善的阻碍。

今天，支付宝希望这一切发生在服务行业，发生在全中国，发生在全世界。这就是马云眼中的未来。

与政府的蜜月期

支付宝出现十年后，在监管下度过了一个愉快的蜜月。

2010年，央行发布《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公布第三方支付企业许可证制度。此时，随着第三方支付服务范围和规模的不断扩大，一些违规行为和潜在风险逐渐暴露出来，如非法使用客户备付金、反洗钱义务履行不力、无序竞争等。

支付宝本身虽然没有严重的问题，但作为最大的第三方支付机构，监管会更加重视。支付宝每月主动向央行提交七八页的工作报告，内容详细到财务数据、公司架构、运营流程等。央行一直没有对支付宝的报告进行反馈，但由于支付宝的行业地位，领证不成问题。

但2010年10月，央行发布了新的关于外资第三方支付机构许可的规定，需要另行报国务院批准。这符合当时金融业的监管惯例，外资在中国金融机构中的份额受到严格限制。支付系统是一个国家的金融基础设施，央行设定这个要求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已经投资软银和雅虎的阿里巴巴是外资，支付宝能否获得牌照很难预测。马云面临两个选择：要么等待国务院批准，要么把支付宝变成内资企业。马云选择了后者。他认为，央行绝不会允许支付宝涉及国家金融安全的产品被外资控制。

但马云未经阿里董事会批准，将支付宝的外资转为内资，导致其遭受阿里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信誉危机。国内外舆论纷纷批评马云。马云解释说：“别人犯法，我们也不能犯法。”“如果我想获得执照，我必须这样做。”可见，马云即使冒着名誉受损的风险，也要主动满足监管的要求。

当时马云认为地方政府需要政绩，与政府友好关系的重点是让阿里巴巴成为政府的名片，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税收。

蚂蚁长成大象

支付宝事件后，政商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当支付宝最初被监管机构定义为“支付服务市场的补充”时，监管机构看到了更多的创新。支付宝成为巨蚁金夫后，监管会更加关注其可能存在的风险。

2013年6月，余额宝诞生，只用了半年时间，就把之前默默无闻的田弘基金打造成了中国最大的货币基金。2017年年中，余额宝成为全球最大的货币基金，规模达1665亿美元，远远超过2014年中国货币市场基金的总规模。如此快速的发展和巨大的规模不仅震惊了支付宝的合作银行，也引起了监管机构的关注。

余额宝推出两年来，触角几乎延伸到了普通人能接触到的金融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支付宝为代表的金融创新监管态度也开始慢慢转变。

央行在2018年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中指出，要防范货币市场基金的流动性风险，“风险要传导到银行等相关机构”。“就用户数量和金融机构的业务关系而言，个人T 0货币市场基金具有系统重要性。一旦出现流动性问题，个别风险很容易扩散到金融体系，甚至影响社会稳定。”

不可否认，央行在报告中提到的个人货币市场基金，直接指余额宝。同年6月，中国证监会和央行发布了对零花钱基金实施配额管理的指导意见。余额宝被监管后，迅速缩小规模。截至2019年第一季度，基金总规模为1.035万亿元(约合1550亿美元)，比一年前的峰值低近三分之一。现在回报率下降，余额宝的荣耀已经不是以前的样子了。

监管开始转向

2003年，支付宝诞生之前，中国当时的金融体系基础设施还处于起步阶段，包括支付体系、信用体系、法律法规、银行体系，相应的监管体系也在探索之中，并逐步建立。中国经济正在高速发展，利用互联网等新技术开发的金融技术提供了鼓励创新的监管环境。这一时期出现的新金融公司具有数量少、规模小的特点，对整个金融市场影响不大。

直到余额宝的出现，这种状态才结束。

余额宝进行了大规模的全民互联网理财普及教育，使普通人具备了网上理财的意识和习惯。随后，大量P2P平台的出现，数万现金贷款平台的疯狂，激烈的消费金融将中国互联网金融推向了巅峰。然而，随着P2P平台的频繁打雷和现金贷款引发的许多恶性社会事件，监管机构开始意识到问题，也看到了互联网金融潜在风险的破坏性。

监管的态度变了，告别了宽大，进入了严控时代。

2016年，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启动，持续至今。在行业走下坡路的时候，蚂蚁金服的成交量越来越大。支付宝虽然受到微信支付的追捧，但仍然是市场的领头羊。余额宝、柏华、白洁的规模是同类产品中最大的。这些业务给蚂蚁金服带来了数十亿的利润，使其估值接近2000亿美元，甚至超过了四大国有银行之一的中国银行的市值。如此巨大的成交量，在监管者眼中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系统性金融机构。

监管审慎管理

2008年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然后迅速蔓延到美国和整个世界的金融市场，最终使全球经济陷入多年的泥潭。此后，金融行业和监管部门不断反思这场危机，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金融机构的概念开始出现。得出一个重要结论：金融危机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带来的风险。

金融危机最深刻的教训是，金融机构大到不能倒的问题必须解决。

此后，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开始更新全球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银行和保险机构名单，要求各国对已上市的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实施更高的资本要求和其他监管措施。目前我国上市金融机构包括工农四大行和中国平安保险集团。

蚂蚁金服虽然不在此列，但根据央行《中国金融稳定报告》的声明，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家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估值上，其成交量相当于上市的中国银行。具体到细分领域，蚂蚁金服的影响力更大。余额宝对货币基金市场的影响很大，一旦出现问题，将给行业带来巨大的地震。被监管部门认定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货币市场基金，但建议纳入央行宏观审慎管理框架。这也成为了以后监管蚂蚁金服的方式。

监管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它意识到有必要把大象关在笼子里。

大象被关进笼子

中国的信用体系一直不完善，这也是支付宝诞生的一个主要原因。随着支付宝的不断发展，建立中国版的FICO已经成为阿里和蚂蚁金服的理所当然的事情。芝麻信贷在2015年1月成为央行批准的八家个人征信机构之一后，迅速推出了自己的产品芝麻分行，模仿FICO。

和蚂蚁金服推出的很多爆款产品一样，芝麻一推出就获得了大量的用户和极大的关注。与此同时，现金贷款业务开始出现，但很多现金贷款公司不具备对用户信用进行评估的能力，因此以芝麻作为贷款的主要依据。一段时间以来，许多贷款广告出现了“芝麻点600以上快速贷款”等文案。

凭借蚂蚁金服的理财经验、技术和积累的庞大用户和数据，芝麻很快成为支付宝等个人征信领域最耀眼的一家。外界乐观的时候，预计芝麻信用很快就能拿到个人信用许可。这两年芝麻信用没有等牌照，而是等着“不合格”的评论。

2017年4月21日，央行征信局局长万存智在一次研讨会上表示，目前从事个人征信业务的8家机构无一合格。“如果不符合监管标准，就不能发放许可证。

万存志总结了征信机构存在的三个主要问题。一是各代理机构想形成自己的业务闭环，客观上分割了市场的信息链，信息覆盖面有限，导致产品有效性不足；二是八大机构由某企业或集团创办，在治理结构上不具备第三方征信的独立性；第三，八家机构对征信的基本概念和规则了解不够，存在信息误用的问题。

和支付一样，个人征信服务也是金融基础设施。马云看到了它在阿里商业生态中的巨大价值，监管也知道征信业务的重要作用。

想成为中国版FICO芝麻信用节奏被打乱。2018年，芝麻信用在蚂蚁金服内部调整了业务和组织。在宣传中，用于金融借贷的个人信用信息业务很少再被提及，而是开始强调其参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此前相对独立的管理模式改为阿里常用的“班委制”，依次由蚂蚁金服管理。这种变化正在偏离央行强调的独立性。

随着监管的变化，蚂蚁金服的很多金融野心，比如芝麻信用，在新的监管环境下很少被提及。

“蚂蚁不想成为大象”

“蚂蚁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一家金融公司。我一直是科技公司。”这是蚂蚁金服副总裁黄浩对记者《中国企业家》说的话。报告的题目是《蚂蚁不想成为大象》。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个时候节点的举报是为了监督。其实还有马云，彭磊，景先东等。早在2017年就开始说类似的话。他们把FinTech改成了技术和金融，强调蚂蚁金服姓“科”而不是“金”。

从蚂蚁金服的角度来看，原因有三：第一，蚂蚁金服能发展到如此规模，技术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这也是它区别于传统金融机构的最大特点；第二，从公司估值来看，科技公司的市盈率远高于金融公司；第三，金融机构必须受到监管和约束，而科技公司可以有一定的自由空间，保留蚂蚁金服未来的想象空间。

不只是蚂蚁金服这么认为。其竞争对手京东金融，以及派派贷款、CreditEase等互金行业的公司，都比蚂蚁金服更早更名，去掉了金融字样，强调科技属性。

但仅仅是改名，并不会给蚂蚁金服在监管上带来多少宽松的环境。

在主管按暂停键的那一年，蚂蚁金服改名换姓，换了APP的颜色，饥肠辘辘，口碑固定在支付宝首页。当地生活取代了花园，在蚂蚁大大小小的活动和高管的演讲中，借用得越来越频繁。他们努力淡化金融，突出科技和数字经济，似乎做得很好。

暂缓上市

近几年来，蚂蚁集团取得了涵盖银行、保险、信贷、物业管理、征信等领域的金融牌照，资产管理规模巨大。而以蚂蚁集团为代表的金融科技企业在监管层面上一直处于相对模糊的状态。蚂蚁集团虽然在上市前反复强调金融科技的属性，但却将自己定位为科技公司，从而规避了金融层面的一些监管。

但从业务和收入构成来看，蚂蚁的核心仍然是技术驱动的金融服务提供商。近年来，作为蚂蚁核心的数字支付和商户服务的收入比例一直在下降，而花卉和贷款业务的收入比例一直在上升，成为蚂蚁最赚钱的核心业务。尝到了金融业务甜头的蚂蚁集团，离监管的思路越来越远。它不是以解决用户的财务问题为出发点，而是鼓励年轻人提前消费，以获取利润。

据统计，超过25%的90后青年都开过花坛。

在花店的加持下，他们会购买更高价的商品。据财金说，在天猫，商家开花店的第一个月，店内花店用户交易量增长33%，客户单价增长41%。花可以给年轻人一个梦想，但真的没有负担吗？

蚂蚁集团消费贷款年化利率在10%-18%之间，而最高法规定的最新民间贷款利率为4倍lpr，即15.4%。

庞大的用户群体和高利率，消费信贷业务成为蚂蚁集团最赚钱的项目。蚂蚁集团的小额信贷技术平台贡献了集团39.41%的营收，但占总利润的47.8%。

信用贷款的甜蜜滋生，蚂蚁集团希望扩大业务。

但是，信贷规模高的背后是极高的杠杆率。据了解，2017年初央行对蚂蚁集团进行调查时发现，蚂蚁集团在杭州和重庆的两家小额贷款公司的杠杆率达到100倍，超过重庆的杠杆率要求2.3倍。这些超前消费的年轻人一旦还款能力低于债务，就会导致大规模违约。此后，为了限制杠杆率，监管部门对发行ABS的数量进行了限制，规定发行ABS的数量最多为五次。

随着一系列限制性政策的出台，蚂蚁集团感受到了监管的制约和收紧。

但这一举措带来了监管当局更强有力的举措：

11月2日，央行、保监会、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对蚂蚁集团实际控制人马云、董事长敬先东、行长胡小明进行监管约谈；

2日晚，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限制杠杆率；

11月3日晚，上交所发布《关于暂缓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上市的决定》暂停蚂蚁科技IPO

监管频繁出手，对蚂蚁集团的影响目前未知。

“今天的中国能够引领世界新的商业模式和高科技，正是5G和互联网金融支付以及现代物流配送的技术。”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刘纪鹏写道，“蚂蚁”应该更加宽容。

正文| 《浙商》全媒体记者史晓燕

编辑|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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